东西问丨楼春豪：中印文明如何携手为世界贡献

　　中新社北京12月14日电 题：中印文明如何携手为世界贡献东方智慧？

　　——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楼春豪

　　中新社记者 张丹

　　中国与印度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，文明交流互鉴的步伐跨山越海，延续两千余年，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成果。当下，作为全球两大发展中国家，中国与印度的文明对话不仅关乎两国自身繁荣发展，更关乎全球文明和谐共生。

　　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相比，同属东方文明的中印文明互鉴呈现哪些特点？对推动文明多样性发展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现实意义？近日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楼春豪就此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中国和印度各自孕育了悠久灿烂的文明，两者间有何异同？

　　楼春豪：中国与印度的文明历史悠久，延续至今，发展出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哲学体系，在很多方面有一定相似性。比如，中印文明都将“和”视作天下大道。中华文明倡导的“天下大同”与印度文明主张的“世界一家”异曲同工，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。再如，中印文明都注重“人与自然”的关系。中华文明中的“天人合一”与印度的“梵我一如”，都强调顺应自然规律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此外，中印文明都非常注重家庭价值观，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元，亲情、孝道等是两国的传统理念。印度古代规范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“法论”(Dharma shastra)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规范家庭祭祀的家祭经，而祭祖仪式同样也是规范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的“孝道”的仪式载体，是儒家教化的核心要素，故有“祭者，教之本也”一说。

　　不过，中印两国自然环境、社会结构、治理范式等不尽相同，双方的文明传承和文化习俗也存在不少差异。比较普遍的看法是，中华文明更注重“入世”，儒家、墨家、法家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流派都对“入世”有多角度论述，“学而优则仕”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等，强调人们可通过自己的言行，影响他人、推动社会进步。而印度文化更注重“出世”，更多的是“重精神轻物质”“离欲出世、追求解脱”是印度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内容。当然，无论是“入世文化”还是“出世文化”，都不是绝对的。

2019年5月16日，从印度加尔各答来到昆明交流访学的学生，在昆明八中长城中学老师的带领下，学跳中国舞蹈，并与该校师生举行文艺联欢。中新社记者 刘冉阳 摄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与其他地区间的文明交流相比，中印文明互鉴呈现出什么特点？

　　楼春豪：中印两种文明的交往交流是自发自觉、和平方式、真正意义的文明交流互鉴。我认为这是中印文明互鉴最为核心的特点，是由东方文明“和”的底色决定。中国和印度是搬不走的邻居，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遍布两国交往足迹。贸易往来带来人文交流，也无形中将彼此的文明融入对方传统。中国古代造纸术、指南针、火药、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的传入，极大推动了印度文明发展。而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点，又使得印度文明的精髓得以与中华文明交融传承。发源于印度的佛教约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，并逐渐成为中华文明儒、释、道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真实写照，大乘佛教至今仍在中国盛行。随之，印度的建筑、文学、音乐等领域也与中国文化相互碰撞，对中国志怪小说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。

2017年10月4日《梵天东土并蒂莲华——公元400-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展》亮相四川博物院，展览特别展出了来自印度的56件雕塑，以及中国的103件雕塑造像，再现距今1500多年以前中印两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，东方大地上绚丽开放的并蒂莲。 吕杨 摄

　　中印文明互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，双方的交流是平等的、双向的、共赢的。隋唐时期，许多中国僧人西行到印度学习，不仅带回印度的文化与物产，也记录下当时印度的文化风貌。由于气候环境等自然因素以及史学传统的差异，印度缺乏中国式连续不断的史书编纂传统，古印度的史料记载极为缺乏，法显的《佛国记》和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成为研究古印度的重要史料。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时，曾多次到访柯枝国(今印度科钦)，大大促进了两国经贸和文化联系，当地人至今仍保留并使用着郑和当时传授的“中国渔网”。